包文棣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专门从事别林斯基等俄国文学批评的翻译和研究。他的去世，无疑是翻译界的一大损失。

    我对包文棣的了解，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文革结束，国家处于拨乱反正时期，包文棣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为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波罗留勃夫）平反正名，甚有影响。我也以为此文持论公正，读之痛快。李俊民说：“人家（指包文棣）是别、车、杜的专家嘛！说起来当然不一样。”

    后来认识了包文棣，从他口里才知道，原来李俊民与他曾在同一家出版社工作，而且是他的领导。每谈起李俊民，他总有一种感恩的心情，他说：“李俊民为人很厚道，当初反胡风时，我和张中晓、罗洛同住一个大楼，又同在出版社工作，难免有接触，当时随便罗织个什么名目，就可以把我打成胡风分子。但李俊民为我讲了话，说要划清界限、分清不同性质，这样我才得以逃脱麻烦，可惜张中晓和罗洛不幸都被卷了进去。”

    更为有趣的是，他在衡山路的住房，也是李俊民让给他的，因为李俊民年纪大，爬四楼不方便，就将房子让给了包文棣。

    我每次到包文棣家去，包老基本上都在写作搞翻译，即使在他８０岁以后仍然如此。诚如李俊民所说：“他是个做学问的人。”

    因为接触渐多，我对包文棣的读书和译书生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据他言，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了一年中学，便辍学来沪谋生。他说：“我１６岁工作，后又到上海立信读会计财务，学了三年，读了一整套东西。当时陈望道、罗稷南来进行现代知识讲座，我也受了影响，认为抗日时期，学会计的意义和出路不大，所以也爱好起文学来，开始读鲁迅的书。以往学过英语，因文学又学起了俄语。”

    就这样，包文棣走上了文学和翻译的道路，并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翻译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勃夫的译作，绝大部分都出自他的译笔。不过，他用的是笔名——辛未艾。而上海翻译界人士一般都尊称他为“包公”。

    “包公”并不威严，而是谦虚、朴实、温和、厚道，从不弄虚作假，即使在他担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时依然如此。但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我曾读过他的译稿，每个字都写得规规矩矩，工工整整。有时他一边用放大镜看稿，一边还给我介绍经验：“我现在每天早上蒸枸杞子吃，对眼睛很有好处，有时觉得还比以前好，看稿子更加清爽。看来，人的很多潜能还未被挖掘出来。”

    此外，他还给我谈起过当年与耿庸、米维基、孙家晋（吴岩）等一些著名翻译家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情景。然而，只不过两年时间，他也作古了。我曾接触过许多翻译家，他们大多学识渊博而又不喜张扬自己，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和社会工作着。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现在各行各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