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鹰鼎》 陶制，新石器时代雕塑，高36厘米，出土于陕西华县太平庄，现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雕刻作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其中以陶制品为最多，也有用玉、骨、牙等材料雕刻的。题材主要是人物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这些作品有的是独立的雕像，有的则附属于日常使用的器具。这件《陶鹰鼎》就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属于中国原始社会仰韶文化，出土于一个成年妇女的陵墓。墓穴中的随葬品十分丰富，估计死者出自富有人家。这只鼎采用了鹰的造型。它收起双翼站立着，双足与尾部着地，造型简洁有力，充满了浑厚的体积感。整个鹰的身体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内在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到慑人的威猛气势。这件作品说明，当时的雕塑家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逐渐掌握了雕塑的语言，开始在雕塑作品中注意到整体的造型感。更为可贵的是，《陶鹰鼎》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通常所谓的“写实”和“逼真”，而在于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后获得的夸张和变形，既保持并强化了它们各自所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的统一，从而成为原始时代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为其后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鸟兽形器奠定了很高的起点。
《司母戊大方鼎》
青铜制，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制作于商朝，出土于河南安阳。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最为著名。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这件《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此期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作品的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的四个立面中心都是空白素面，周围则布满商代典型的兽面花纹和夔龙花纹。这些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手法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动物形象。鼎耳的侧面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虎口大张，共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
商朝制作，出土于湖南宁乡。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青铜制品，根据用途不同而被分为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和工具等八类。尊就是当时常用的一种酒器，有时也被当作祭祀的礼器使用，经常雕塑成的动物形象。这件产生于商代后期的《四羊方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这件作品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容器的口颈部分被制作成强劲有力的弧线形，下部的支座是由稳重的直线围成的圈足，中间的羊型装饰雕刻是整个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四个造型雄伟奇特、伸出硕大卷曲羊角的羊头形象，被巧妙地安排在容器的四周转角处，神情安祥而平静。作品中，线条的雕刻强劲有力，在宁静和动态中透出神秘、威严的气氛。羊的肩部空隙中雕有带双角的小龙头，四周分布精细的鳞纹、饕餮纹等装饰。整个作品不仅造型生动奇特，雕镂精美，还显示出高超的铸造技艺：羊头和羊角都是事先铸造出的，被镶嵌在铸造整个容器的外模中浇铸而成。这种方法在铸造工艺中被称为二次铸造法，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四羊方尊》集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于一身，体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了极其成熟的金属加工技巧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不愧是古代青铜艺术最杰出的珍品之一。
《玉凤》 玉制，长13.6厘米，制作于商朝，出土于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国原始时代的玉器主要应用于作战，后来逐渐演变为装饰物。到商朝，玉器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玉也成为当时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它们造型各异，品种齐全，尤其以雕琢成人物和动物形象的装饰品最为出色。其中，雕成动物形象的玉器有数十种，有的是圆雕，有的是浮雕或玉片。尽管一些玉饰体积很小，但雕琢得极为生动。工匠们以高超的琢玉技巧，随心所欲地传达出各种动物的不同神态。《玉凤》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呈黄褐色，一只神奇而美丽的凤鸟头戴花冠，作侧身回首之势，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在技术手法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
青铜制，战国时期制作，出土于陕西兴平县。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雕塑以创作形象上的自由、生动而著称，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的动物雕塑大量出现在日用品中，犀尊就是当时一种比较典型的盛酒器。从商代到战国，人们把犀牛和象视为神奇的动物，并创作了很多带有犀牛或象等形象的酒器，被称为犀尊或象尊。这种酒器一般背上有盖，顶端的左侧伸出一根细管以便倒酒。这件在兴平出土的《青铜犀尊》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作品。这只犀牛形象雄健，体态逼真。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四只短腿粗壮结实，有力地支着沉重的躯体，使整个形像如同一座伸出悬岩的小山。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弛，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充满了奕奕的神采。器物全身运用了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金错银工艺，并装饰以华丽的金银错流云纹，镶嵌以非常细密的金丝，象征着身上的毛发，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体现了艺术家的匠心独具。整个作品工艺精湛，结构合理，动物形象生动而充满活力，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又称《马超龙雀》、《铜奔马》，青铜制，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因此，大量骏马的形象出现于汉朝雕塑和工艺作品中，其中最令人赞叹的就是这件举世闻名的《马踏飞燕》。这匹正撒开四蹄飞奔的骏马体态矫健，昂首甩尾，头微微左侧，三足腾空，只有右后足落在一只展翼疾飞的龙雀背上。骏马粗壮圆浑的身躯显示了它强大的力量，但其动作又是如此轻盈，以致于人们似乎忘记了它只是通过一足就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燕身上。它嘶鸣着，额鬃、尾巴都迎风飘扬，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骄傲；飞燕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骏马体型的每一部分都异常完美而匀称，姿态动感强烈，同时也保持着精确的平衡。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
《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些俑比起秦代的同类作品尺寸相对较小，但表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风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四川地区的汉俑独具特色，内容更为丰富，在出土的许多俑雕像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击鼓说唱俑》。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扬鼓锤。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神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说唱的具体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艺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说唱俑的面前，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着他出色的表演！可见，汉代的雕塑家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并非简单地模仿生活中的场景，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着重表现说唱者那种特殊的神气。作者采用虚拟方式，通过欣赏者的联想作用，创造出一个隐含的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面。这种虚拟中的戏剧性场面，本身也体现出汉代艺术所特有的生动活泼的气势。 这件作品同时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山西太原晋祠水母楼塑像－侍女像
，彩塑，成于明嘉靖廿四年（公元1545年），现在山西太原晋祠内。明代的大部分统治者对于佛教外的其它宗教派持限制态度，所以道教在此期间内并没有什么发展，其地位远不如唐宋时期。在明代的道教雕塑中，山西太原晋祠水母楼的彩塑是比较优秀的作品。水母楼位于晋祠圣母殿旁边，又叫水晶宫，供奉的主神是晋水源头三泉之一的难老泉水神。水母的塑像被放在楼上正中神龛里，两旁有六个侍女。水母仪容端庄，体态丰腴，极富神采。但相比之下，侍女的塑像更加引人注目。她们盈盈而立，似正要举步向前，身体与常人相比，略显扁平，增加了少女弱不禁风的柔弱感。从背面看去，她们的背影与水中游鱼颇为相象，优美而轻盈，因此，当地人都称她们为美人鱼。作者在创作中还注意到了细节的刻画，比如侍女那细微的头发，一根根都清晰可见；皮肤光滑而细腻的质感也处理得很好。
《晋祠圣母殿侍女像》，彩塑，作于北宋元佑年间，约1082年左右，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晋祠圣母殿。晋祠又名王祠，始建于北魏，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兴建的，后来又多次重修翻建。现存建筑主要建造于宋金时期，以圣母殿最为著名。圣母指周武王王后姜邑，她是姜太公的女儿、叔虞的母亲，被当地人奉为晋水水神，并修建了圣母殿，供人们在天旱时前来祭祀。圣母殿中有彩绘塑像四十余尊，均为北宋时期作品。圣母坐像居正中位置，高2.28米，凤冠蟒袍，端庄气派，周围有众多女官、侍女环绕。她们的动作姿态各不相同，神态性格都刻画得十分生动自然，是晋祠彩塑中最出色的一组人物塑像。在晋祠众多的侍女像中，有一尊作品最为出色。她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头微微左倾，双手放在胸前，身材窈窕，双肩消瘦，显得略有些单薄，头上梳着当时流行的发髻，面容清秀俊美，眉毛上挑，显得小心谨慎。作品将少女初入宫帏、未谙世事和拘谨小心的神态表现得维妙维肖。
除她之外，其他侍女有的持物而立，有的载歌载舞，有的喜形于色，有的心事重重，有的老成持重，有的天真无邪，形象性格十分丰富多彩。对于圣母殿侍女群像，作者并没有采用通常的程式化造像方法，而是运用敏锐的观察力，以极其朴素的写实手法，表现了这些虽然衣食无缺，但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众多女性的不同经历和个性，以及她们共有的美丽、善良和尊严。
《骆驼舞乐俑》
唐三彩，高83厘米，作于唐开元十一年，即公元723年。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一种著名的上釉陶器艺术，盛行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色彩以黄、白、绿三色为主，也有少数带有紫色和蓝色，所以被称为“三彩”。唐三彩陶器除了有壶、罐子和盘子等生活物品外，还有大量的人物塑像，也就是“俑”。唐三彩俑是彩塑中最别具一格的一种，作者利用三彩釉色在烧制过程中因流动而形成的垂滴、混合、晕开等现象，制作出一些非人工能及的自然效果。唐三彩俑一般只有衣饰部分上釉，头面、手足均为素胎。烧制之后，人物的头发、胡须、眉毛等处用黑墨描画，并在脸上涂以白粉，嘴唇和脸颊处则用朱砂上色。这件唐三彩作品是1975年从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色彩柔和明快，人物造型生动，鲜明地塑造了一群歌舞乐人在骆驼背上载歌载舞的欢乐情景。骆驼高大健壮，引颈昂首，背上的毯子色泽鲜艳，质地精美。在骆驼背上的几个舞乐者中，一个胡人站在中间。他高鼻梁，眼眶深陷，满脸胡须，具有西域人种明显的相貌特征，右手握拳前伸，左手藏在袖内，边歌边舞。他周围的四个伴奏者向四面端坐，是两个胡人，两个汉人，手里分别拿着琵琶、鼓、铜钹和笳管，为中间的站立者伴奏。其中，笳管是一种簧管乐器，起源于西域龟兹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一代，是演奏唐代教坊音乐的重要乐器。
唐朝开元年间，社会上十分流行胡人的服饰、音乐和歌舞，这件唐三彩俑展现了当时长安街头常见的舞乐场景，真实地反映这一社会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