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群雕》
陶制群雕，秦朝制作，出土于陕西临潼。
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摹仿人形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最早起源于东周，在秦汉和唐代最为盛行，其中陶俑的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由于俑是代替活人殉葬的陪葬品，而早期的殉葬者都是社会下层人物，俑的形象无疑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时代的风格，并具有创作自由，生动活泼等特点。它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区别于西洋雕塑的一个重要类型。举世闻名的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俑就是这种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整个秦始皇兵马俑坑占
地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其中以一号坑最为壮观。这一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处，占地一万四千多平方米。在青砖铺底的地面上排列着面向东方的陶俑和陶马多达六千余件，组成了一个由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严整方阵。二号俑坑面积也达一万多平方米，有兵马俑一千多件，是由战车、骑兵、弩兵和步兵等兵种组成的混合阵容；三号俑坑面积约520平方米，有战车一乘，武士俑68个；二号和三号坑中间还有一条面积近五百平方米但没有放置陶俑的坑。这四个坑的位置完全符合古代兵书的布阵原则，布局严谨而完整，场面恢宏壮观，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中国统一后秦王朝强大武力的象征，也是当时生机勃勃的时代特征的完美体现。然而，这数以千计的大型陶俑，不仅在宏大的气势上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还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达到了中国古代雕塑的一个高峰，表现出极高的写实技巧。这些陶俑一般高约1.80米，最矮的也有1.75米，高的则达2米。它们几乎包括了各个等级和兵种的古代军人，从容貌到服饰上都不相同，形象极其生动自然，并且体现出因地域不同而具有的生理面貌上的细微差别和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同时，这些多样的容貌和性格，又都融合在全军庞大雄壮的气势之中，形成了高度的统一感。阵营中的陶马则以其矫健的肢体和警觉的神态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塑家对动物塑造的高超技术和深厚的工艺传统。从散落在周围的腐烂的木头和青铜遗迹来看，所有这些陶俑原本都装备了实战中使用的矛、戈、剑和弓弩等兵器。可以想象，陶俑刚完成时那刀枪林立、全副武装的庞大阵营该是何等的辉煌和壮观啊！象这种规模巨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多方面都有很高水平的雕塑艺术，不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无愧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
霍去病墓
在汉武帝茂陵的周围，还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陪葬墓。据历史文献记载，陪葬墓多属于武帝及西汉其他时期的功臣、将领、外戚、后妃之类的墓冢，其中较大的有霍去病、卫青、金日磾（匈奴族）、霍光、李夫人、上官桀、上官安和敬夫人等墓。今天我们在武帝陵及这些陪冢附近，已经看不到任何建筑物的遗存，只有几块墓碑，是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公元1730-1797年）所立。现在茂陵之所以能够吸引着中外游人，主要是由于霍去病墓上，有一批保存至今的著名石刻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西汉时代之作，是已发现的保存较完好的中国古代最早和有很高价值的雕刻艺术遗产。石刻现有十六件，除九件解放前就在墓前外，其余七件（其中两件为刻字巨石）是1957年从墓旁清理出土的。茂陵和霍去病墓这两处遗址，现已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霍去病墓前石刻已经盖房保护起来。霍去病墓位于茂陵东北一千米处。墓为一锥形土石丘。环境优美的茂陵博物馆。就建在这里。霍去病，是平阳（山西临汾）人，为卫青（武帝时的大将军，封长平侯）的姊子，生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是西汉时期的青年军事家。他从十六岁统帅军队开始，曾先后六次出兵塞外，与屡次侵犯汉朝疆域的匈奴作战，打败匈奴的入侵，立下了巨大功绩。因此，武帝要为他“治弟”，赐予他高贵的住宅和官邸，可是他却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没有接受，足见他是当时一位不图享受以国事为重的爱国将领。唐代诗人李白，写下了热情颂扬卫青和霍去病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光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催。霍去病也同卫青一样，努力推行汉武帝的外交政策，打通河西走廊，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武帝以他功高出众，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其名望与卫青并驾齐驱，霍去病在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故，年仅二十四岁。《汉书》上说：“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汉武帝以惋惜与悲痛的心情，把他葬于自己陵墓的旁边，并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在埋葬的那一天，动员了霍去病生前所招降者，身穿黑甲，排成长队从长安至茂陵送葬。武帝还为了炫耀他河西抗匈的成功，纪念他生平的伟大业绩，在墓的封土上用天然石块堆积，象征祁连山，借以表彰霍去病在祁连山的辉煌战果；并雕刻各种大型动物石像，置于墓前及墓冢上，作为装饰。大型的石雕像，根据文献记载，秦代已经开始，但遗存下来最早的作品却是西汉时期的。根据推断，这些石刻创作于霍去病去世不久，距今已两千余年。石刻出于官府工匠之手，有两件出土的巨石，分别刻着“左司空”官署和“平原乐陵宿伯牙造”的题铭。石刻的制作工程是相当艰巨的。采用的石料，是一种俗称“麻砂石”的石头，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是“玮晶石”，质坚硬与花岗岩类似，不象是当地所产，可能是从遥远的秦岭山中运来的。雕刻时，需要使用钢铁制作的工具，反映了汉代冶炼技术的进步。
六朝陵墓
六朝（公元229-589年）指三国的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时期是汉唐两个大统一时代的中间过度阶段，时间三百多年。这期间，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六朝陵墓及其墓前石刻，由于历史的特点，以它独自的制度和风格保存一千多年，迄今仍是代表当时历史文化艺术的一个象征，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史籍上记载，六朝时代的陵墓，属于帝后王侯的共计七十一处。至今，我们在地面上发现有的有遗迹可考的共三十一处。帝后王公的陵墓都集中在南京、丹阳一带。它们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齐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梁武帝萧衍的修陵，梁简文帝萧纲的庄陵；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以及梁代宗室王侯萧宏、萧秀、萧恢、萧憺、萧景、萧绩、萧正玄、萧暎的墓葬等等。其他还有几处，有的石刻毁坏无存，有的石兽、神道石柱已湮没土中。三十一处南朝陵墓石刻，可以分为帝王陵和王公贵族墓两类。帝王陵共十三处，陵前石刻以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保存最多，计四种八件，有石兽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在石兽和神道石柱之间残存的方形石础一对。石础上的结构已失，现已无从知道原来石刻的模样。而大多数帝王陵前的石刻，一般仅存石兽一对，少数只有石兽一件。这些陵前原来也都应该有神道石柱和石碑，可惜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散失或损毁了。帝陵前的石兽，造型基本相同，其差别只在头上有双角或独角，位于陵左的皆双角，陵右的均独角，其名称一般呼为麒麟，天禄或辟邪。王公贵族墓共十八处，墓前的石刻，以梁安成康王萧秀墓保存最全，计有八件三种，即石狮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二对。其他各墓的石刻也都已不全，或存石狮及神道石柱，或存石狮及石碑，甚至仅存神道石柱一件。从三十一处陵墓石刻来看，石刻制度通常是六件三种：帝陵为石兽一对（天禄、麒麟），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王公墓为石狮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定制，但也有特殊的。帝王和王公墓使用的石兽是不同的，帝陵前使用天禄、麒麟，王公墓使用狮子。天禄、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常常是应着“贵人”才出现的，所以只有皇帝陵前才能使用，以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狮子则是人世间的猛兽，习称之为百兽之王，王公贵族墓前列置石狮，以示他们生前地位的显赫。用此区别尊卑，也是封建礼制的反映。墓前的石兽、石柱和石碑三种石刻装饰，以石兽为最多。而最能代表六朝陵墓特色，艺术价值较大的也正是石兽。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
浮雕，每块高148厘米，宽182厘米，作于唐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国战争中先后乘骑过的六匹骏马。李世民即位后，为追念它们的功劳，特命工匠制作了这六块石屏式浮雕，并亲自撰写了颂词，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刻于昭陵北阙下。原来的排列次序为：飒露比、卷毛狐、白蹄鸟三骏在东侧，特勒骠、青骓、什伐赤三骏在西侧。后来飒露紫、拳毛騧两块被盗卖到美国，剩下的四块就收藏在陕西博物馆。这六块浮雕塑造了六骏站立、奔跑、徐行的姿态，其中飒露紫和拳毛两块保存得最完整。飒露紫为立姿，前面的武士是李世民部下大将丘行恭。在攻打东都洛阳的战斗中，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中箭，丘行恭孤身救驾，石刻描绘的正是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神态镇定，前腿挺立，肩颈由于疼痛而肌肉紧张，身体微向后倾，表现出它正在主动配合救援者的治疗，充分显示了在这生死关头战马与人之间的情义。除此之外，青骓、什伐赤、白啼乌三骏为奔驰的姿态，特勒骠、拳毛騧为行走的姿态。它们体态雄健骏美，充满活力，神情中带有一种刚毅坚强、勇往直前的气质。整个作品线条流畅，弧线与直线结合完美，刚柔相济，起伏转折得当，对战马形、神的刻划都把握得很好，是我国雕刻史中塑造战马形象最杰出的一组作品。
宋陵
宋陵是北宋（公元960-1127年）的皇陵，坐落在河南巩义市西，俗称七帝八陵。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选在巩县（巩义市），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风水好，适合深挖墓穴和丰殓厚葬，加之石山林立，便于雕刻石像。八个陵墓的建制大体相同，各陵占地面积均在一百二十亩以上，都有较大的陵台。陵台四周有署墙，四角有角楼，四墙中间设神门，东西北三个神门之外，各有雕狮一对。南神门外中轴线的神道两侧排列着雄伟壮观的石刻群，由陵前拜台向南依次为传胪（象征传递帝后旨意的文臣）、镇殿将军（象征保卫帝陵的武将）、跑狮、朝臣、羊、虎、马及马童、麒麟、石屏凤凰、象和象奴、石柱。这些石刻造像和四门的镇门石狮，均雕刻精美，纹饰讲究。从这些石刻中，可以看出宋代石刻已逐渐摆脱以前浓厚的神秘气氛，开始具有现实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宋代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和北宋时期石刻艺术的完整体系。北宋时期的石刻，早期纹饰较粗，近似唐代风格；宋代中期以后，愈来愈精巧，愈来愈细腻。以永熙陵为例，塑造的人物形象，神色十分生动，并能逼真地刻画出人物的身分和地位。在雕刻技法上，多用浑圆刀法，部分用平直刀法。石兽也雕得栩栩如生，神气活现。一对跑狮，卷毛利爪，张口怒目，凶猛凌人；两匹骏马，领毛蓬松，鞍辔齐披，迎风而立，似欲腾空而起。永昭陵的石凤，雕刻尤为精美。整个石屏呈长方形，上雕龙头凤，张开双翼，平持全身，美丽俊雅的莲瓣花尾，像一把新扇挥动着风云。石凤背景，群山重迭，山谷深悠，在山崖上，托出无数深邃的古洞，使人观后，俨如亲临其境。这些，均显示了宋代石刻艺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十三陵
十三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北十公里处。十三陵自公元1409年开始营建，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经二百余年，营造工程从未间断过，陵区面积达四十平方公里。燕山余脉，自西向东，迤逦而来，在陵区的东西北三面，排列成一个山环，群峰耸立，如拱似屏，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形成了一个小盆地。十三个明代皇帝的陵墓，便错落地分布在这里。他们分别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十三陵的形制与孝陵基本相同。在陵区南北长达七公里的中轴线上有一座显示帝王“尊严”的神道。陵区正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建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距今已有四百五十多年。这座石牌坊保存很完整，其结构为五间六柱十一楼，阔约二十九米，约为坊高的一倍多。六根大方柱耸立于石基上，柱脚表面浮雕云龙，上部加饰立雕卧兽。石牌坊全部选材用大型汉白玉构件建成，雕刻精美有力，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石坊建筑。过了石牌坊二里多路，便是陵园的大门大宫门进了大宫门，迎面一座碑亭，重檐四出，碑亭四角旁的地面上有白石华表四座，上雕云龙，和天安门前的华表一样大小。亭内树一大石碑，高约三丈余，是为明成祖立的，题名“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长达三千余字，为仁宗朱高炽撰制。碑的背面有清代乾隆皇帝“哀明陵三十韵”诗，两侧还刻有乾隆、嘉庆时修复明陵所花费用等内容。碑下承以巨大龟趺。碑亭往前，在神道两旁八百米的距离内置有石兽、石人等石雕。计有狮子四只，獬豸四只、石象四只、麒麟四只、石马四只，都是二立二蹲；接着是四武臣、四文臣、四勋臣，俱是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组石雕体
积庞大，姿态生动，都是整块石材雕成，件件都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陵前放置人、兽、石雕，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以后各代均有，只是种类数目有所差异。秦汉时放置麒麟、辟邪、象、马。唐代诸陵则是狮子、马、牛、玄鸟、文臣、蕃酋。北宋陵前排列着象、貘、马、羊、虎、狮、玄鸟、文臣、武臣。十三陵基本上依照孝陵，只是多了四勋臣。陵前放置人、兽、石雕，主要是装饰坟墓，象征生前仪卫。狮子，不仅放在陵前，而且官府衙门等处门前也有，这是因为狮子性情凶猛，吼声宏大的缘故。佛经上说“狮吼可震天地”，群兽听到狮吼，无不惊恐，将它放在陵前或门前，起着压盛避邪的作用。獬豸，是神话中的异兽，头生一角，专触不正之人，古代法官，曾戴过獬豸冠，寓善辨邪正之意。骆驼和象，是沙漠及热带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麒麟，是传说中的异兽，吉祥的象征，古有麟、凤、鱼、龙四灵之说。马，性情温顺，善于跑路，是当时人们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总之，麒麟、獬豸、烈马、雄狮，表示着皇帝的威严。石像古称“翁仲”。据传说，秦朝有位大将名叫阮翁仲，此人身长过人，力大无穷，曾驻守临洮（今甘肃岷县），镇服匈奴有功。死后，秦始皇为了纪念他，便铸了阮翁仲铜像，放在咸阳宫的司马门外。后来，人们就把铜像、石像通称为“翁仲”了。这里放置的文臣勋臣，象征着文武百官。石像的后面是“棂星门”，也叫“龙凤门”。门分三道，因为门上装饰了火焰宝珠，故当地俗称为火烧门。再往北，沿神道穿过温榆河七孔石桥，弯弯曲曲便可直达长陵。神道名义上虽属长陵，但当其他陵墓在长陵两侧相继建立起来以后，都与这条神道相通，成为诸陵所共有，这也是十三陵的特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