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权总统
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总统是国家机器的中枢和政府权力的重心，身兼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立法领导、三军总司令及执政党领袖。在美国，所谓政府，无非是指总统所主管的行政部门；所谓执政党，也就是总统所属的那个党。总统地位如此重要，怪不得共和、民主两大政党所争夺的主要对象，就是四年一届的总统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统在美国政治中权倾朝野，独自为尊，是道道地地的“实权总统”。
当然，这并不否认美国国会以及其它机构对美国的权力也有所制约和牵制。只是同其它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总统可算是“一手遮天”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尽管已经不小，但比之美国总统，至多算一个“半总统”；至于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总统，就政治权力而言，则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
美国总统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并不是因为总统本人具有无比的政治天才，而是由他所承担的各种责任所决定的。美国总统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复合体，每一种身份都被宪法赋予很大的权力。
作为国家元首，他可以绕过国会直接同外国订立种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代表国家发表声明和宣言；作为政府首脑，他负责“注意一切法律是否真正施行”，从而设置新的行政机关、调节关税率、冻结物价和工资，以至出动国民警卫队，都在总统职权范围之内；作为立法领导，他每年向国会提出浩繁的“国情咨文”、各种建议和法案，通过行政部门向议员施加影响，并拥有议案否决权；作为三军总司令，他在特别时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宣战，国务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只是他的顾问；作为执政党领袖，他可以任免本党党魁，决定本党出任议员和行政官员的人选，至于利用公职之便，照顾本党成员，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上述种种大权，皆系一人之手，足以令人有不堪重负之忧。其实，美国总统的实权还远不止于此。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加强，统治阶级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特别是经过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总统的权力实则大大扩大了。这些扩大的权力都不是来自宪法的明文规定，而是基于国会的法案、司法的解释、美国的政治习惯，甚至总统自己的解释，等等。
从1900年起，国会开始不断增加总统对突发事件的自由裁夺权以及紧急命令权，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裁夺权事实上已相当于一种泛化的立法权；根据司法对总统赦免权的解释，总统可以保释某些罪犯不必受审；按照美国政治习惯，总统则拥有执政党天然领袖的全权；至于总统自己解释的权力，更是不胜枚举。总之，美国总统权力之大，连美国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承认，总统职权“现在已接近于一个独裁者”。
总统与国会的相互“制衡”成为一种假象，往往是总统能“制”国会，国会却不能“制”总统，“制”而不“衡”，权集一人，这实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玩弄议会民主的一种手段。
当然，美国总统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它多少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性格、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人民对这些条件的反映都有可能影响总统权力的发挥；至于国会、法院、党内反对派的牵制，则是经常的。罗斯福的产业复兴法，不能不遭最高法院的反对；肯尼迪的提案，常常不能得到国会的通过；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终不能不为国会的压力所屈服；约翰逊对越南的军事政策，不能不引起民主党内的反对……不过，点滴数例并不能反映美国总统权力消涨的总趋势。就目前而言，美国总统的权限还在扩大，作为西方国家中权力最大的实权总统，他的这一地位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二、庸人总统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美国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历来拥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美国总统又权威赫赫，在国内政治中举足轻重。按说美国总统位居要害，择之要精，用之要能，名垂千古者必定不少。但是，从开国元勋华盛顿到今天的克林顿，历经40余人，其中特出人物却并不常见。
1948年，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阿·施莱辛格曾约请55名研究美国史和美国政治的权威人士，将历届美国总统按伟大、近乎伟大、平凡、低于平凡、失败5个等次进行排列归类。结果，除3个未被列入(W·H·哈礼逊和加尔菲德就职不久即死，杜鲁门当时任期未满)外，属于伟大者依次只有林肯
、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威尔逊、杰斐逊、杰克逊等6人，近乎伟大者也才4人，平凡者却有11人，低于平凡者6人，失败者2人。至于杜鲁门以后的10位总统，滤之再三，恐怕也找不出一位能算在伟大者之列，甚至近乎伟大者也难以列入。这种庸人总统现象作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已为一般所公认，并成为不少政治学家乐于研究的问题之一。原因究竟何在，说法各不一致。
首先，通过对历届总统的任职期进行考察，发现伟大的总统多出在政治上的非常事变时期：林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因此而出名。然而，非常事变在美国政治史上并不多见，总统的雄心壮志也就难寻用武之地了，即使素质较好的总统依然如此。
其次，在总统候选人的选择上，过去常受一些习惯的限制，如对宗教、人种、地区的歧视和偏见，这无疑会缩小杰出人物的选择范围；而且，选举程序繁复异常，一个人要参加竞选，必须排除万难，过五关、斩六将，须得忍受诸多麻烦，而能否当选，自己往往难以确定，致使不少人才不愿参加竞选；关于当选之后，总统与国会的“制衡”现象，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有利于总统，但在某些特定时期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致使难得一现的特出人物不能畅行其志，自然无法脱颖而出。
再次，党魁权势在过去一度很盛，党的领袖常常操纵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所决定的人选，必定是乐于为本党奔走、愿听指挥者，才能高低还在其次，特出人物不能具备或不愿履行这种条件时，就难以获得党魁的亲昧。如今党魁的力量虽有所削弱，但又与当地垄断资本家相勾结，如此情况依然存在。
综归以上分析，也许其中每一个原因在一定时期都可能阻碍特出人物当选总统，或成为伟大总统。但是，究其根本，总统的御用性却是产生庸人总统的真正原因。特别是垄断资本家在美国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总统往往成为他们所扶植和操纵的代理人。一个希望竞选者若要获得提名，必须以被当时最有权势的某个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看中为前提。唯命是从才是本，能力大小只是名。特出人物如果有为有导，自然不愿俯首听命，进身机会也就从此断送了。因此，美国屡屡出现庸人总统，是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决定的。
三、“黑马”总统
总统职位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装置，历来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争夺，竞争激烈，花样翻新，不择手段，因而总有不少趣事逸闻流传于世，“黑马”或曰“宠
儿”的出现即为一例。
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选举年整整12个月(从2月预选到次年1月计票)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两党政治实现自己意志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舞台。任何总统候选人都必须首先获得本党的提名。由于党内派别的存在，尤其因为有时候不同财团的代理人云集一党，党内提名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紧张之时，更是实力相当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势，党的代表大会往往由此陷入僵局。党的领导集团为了缓和矛盾，制止分裂扩大，就在幕后达成妥协，起用一名争议不大名气也不大的人充当总统候选人，以便团结全党，一致对外，争取大选获胜。通过这样被推而当选的人即为“黑马”或“宠儿”，真所谓“河蚌相争，渔翁得利”。
只是为了政见的妥协和利益的协调，便随意把统帅全国军政大权的总统职位交付一个工具式的人物，实在也是资本主义民主的“高明”之处了。因此，尽管历史上的“黑马”总统已有民主党的波尔克、皮尔斯、布坎南、共和党的海斯、加菲尔德、哈定等，但无一不是平平庸庸，建树甚少，照看摊子而已。
“黑马”总统之所以能够“吉星高照”，并不是个人命运所能决定的，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权力的御用性。垄断资产阶级只需要自己所支持的集团能够选举获胜，谁来作代理人还不都一样?至于普通选民，他们除了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事实上别无选择。而且，从候选人的提名，到公民对选举人的选举，再由选举人选举总统，无一不受着两大政党的控制，选民的选择目标只是党而不是人。所以，管你“黑马”、“白马”，我只负责投票；选举出来的人平庸也罢，能干也罢，所实行的政策都是后台老板的旨意，大同小异，何必深究。“黑马”总统就成为势所必然，一现再现了。
四、弹劾总统
在总统制国家里，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很大的，往往对国会采取强硬态度，尤其是在“心中无冷病”的时候，对国会的批评更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完全不吃那一套。但是，国会两院也对宪法附予自己弹劾总统的权力(众议院有弹劾提出权，参议院有弹劾批准权)视之若宝，不肯轻易放弃。议员们，尤其是反对派议员，总是时刻注意着总统的动向，拼命挑出他活动中的违宪现象，加以弹劾，以维护本党的利益。尼克松遭弹劾而被迫下台一事就是其中一例。
1927年，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正在紧张进行。为了替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 5名共和党人于6月17日晚非法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和活动情况。5名“政治间谍”当场被抓，但白宫新闻秘书齐勒格却把闯入水门称作“三等盗窃案”，尼克松总统则否认政府中的任何人员与此有牵连。这样的开脱，民主党岂能轻易相信，他们大肆制造舆论，使美国大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73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审理“水门盗窃案”时引起全国普遍关注。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此事与共和党“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有牵连，甚至涉及到刚刚连任不久的总统尼克松。
众议院是美国两党进行议会斗争的主要舞台，而多年来皆为民主党占优势。1973年10月28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责成该院司法委员会负责收集、调查尼克松的罪证，为弹劾作准备。1974年6月25日，该委员会公布了同弹劾尼克松有关的全部证据，并于7月底相继通过3项弹劾条款，尼克松处境极为尴尬。8月5日，尼克松迫于压力，交出了他在总统办公室关于“水门案件”的三盘谈话录音的文字本，这些文字清楚地表明总统直接参与了对罪犯的开脱活动。尼克松失去了国会的最后支持者，于8月8日宣布辞职，次日上午11点35分灰溜溜地离开白宫。总统职务由副总统福特继任。
从结果来看，似乎国会胜利了，总统失败了，美国议会民主终于发挥了它无比的威力。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次来看，“水门事件”仅仅是绵延几百年的党际争锋中的一个回合，谁胜谁败根本无法定论。金钱政治、间谍政治，甚至恐怖政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何其多也，尼克松无非是撞到了枪口上而已。也正因为如此，福特在继任总统一个月后(9月8日)就宣布，由于“审讯一名美国前总统的前景可能会无可挽回的丧失……已使国家恢复的平静”，他决定赦免尼克松“所犯的、可能犯的或参与的……一切罪行”。看来在心照不宣的政客倾轧、上下沉浮中，谁也保不准自己就是那么清白无辜，该遮掩的还是尽可能地遮掩吧。
